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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也不能怪张母。当下是1985年，按照统计局所给出的数据，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只有900挂零，平均一个月都不到80。可是张贺所说的却是1990年以后的事，是从他十岁到十八岁生日前的这段时间，其数据可是从每月170涨到了每月450，八年间翻了近三倍。更别提像张贺父亲这样的，正好赶上了首都钢铁厂最为辉煌的八九十年代的段长，其月收入更是比其他企业的职工多出两倍还要拐弯。张母虽也在首都钢铁厂工作，但手术后先是吃劳保，而后又只能担任保洁员的她，月收入就少得可怜了。这也正是张母不得不在手术和离婚后，选择带着张贺与父母同住的重要原因。

    而此时，听了母亲的话，张贺也只得在无奈之余，继续讲道：“大屋虽说判给了老师，但那所房子在石景山，离我们学校太远，老师根本没办法在那边住，所以那套房子等于还是他前夫享用。可是谁又能想到，正因如此那个男的竟然偷偷摸摸把房子换了。”

    “啊？换了？他怎么换的呀？换哪去了？”张母惊道。

    “换到比石景山更远，位于八大处脚下的模式口。”

    “你们老师没锁门吗？”张母追问道。

    “要不怎说老师善良呢，她并没有因为离婚就把大屋上锁。但话又说回来，上锁有用吗？”

    “那换的房跟那边一边大吗？”张母继续追问道。

    “比之前的小好多，老师的大屋从15平米变成了8平米，她先生原先那个8平米的小屋倒比原先大了一点，大概10平米。”

    “这不有病吗？那干嘛换啊？”张母不解道。

    “觉得法院判的不公，上诉中级法院又给驳回了。赌气呗。”

    “那你老师能干吗？”张母追问道。

    “听说是找律师问了，但好像打这种官司得花好多钱，老师没有，娘家人又不愿出。”张贺一边解释一边又突然意识到：“诶！不对呀！当年只需让法院出面判定交易无效不就得了。这能花多少钱啊？又不是得按诉讼标的的价值收费。我姨和我妈他们当年到底是怎么弄的呀？”对当年大人们出面办的事脑中一片空白的张贺，心里也不禁有了疑惑。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啊？”张母继续问道。

    “后来经单位调解，把他俩分开了。两居室给了她前夫，调给了老师一间只有9平米的城里的平房。”（老北京管二环里叫城里，即以前的北京城墙所圈之地。）

    “啊？怎么这样啊，太不公平了？”张母不忿道。

    “谁让那男的在单位里是小领导，新媳妇又是处长呢。”

    “新媳妇？”张母疑惑道。

    “对，新媳妇！就在老师拿到了离婚判决书的第十天，老师就从她前夫同事的嘴里得知，她前夫已与别的女人领了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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