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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拿来一把长长的刀，将大块的板糖切成一条条长条形的板糖。其他几个人接着将长条形的板糖切成小块，丢进冻米——经过爆炒的大米——里。

    我们吃了一块又一块。

    可是大人们不允许我们多吃，说是火气大，吃多了牙疼。我们一致猜想，是大人们舍不得吧。这么好吃的东西，吃了怎么会牙疼呢？真想不通。

    打晚米果虽然不刺激，可是也是很有乐趣的。乐趣不在打，而在打好之后的捏和吃。

    现在的孩子们都看不到那种场面了。我离开东门之后再也没有看到那种场面。一切都停留在我的印象里。

    大人们白天就已经将村里的打麻果专用的一种用石头凿成的器具抬来了。一个圆柱形大石头，内凹成一个半球体，足足有两百斤重吧。一般的人抬不起它。

    郝爷爷将蒸好的晚米饭倒进内凹的半球体里，就有两个大人各拿了一根小根的圆木柱（正中横嵌了一根木棍便于抓手）挤压米饭，挤压了一阵子，晚米饭渐渐地烂了，粘了，他们便收起工具。

    另一个人扛来了一个形状和前面的工具一样但却是它们几倍大的工具。三四个人握住横嵌的那个把手——一根手腕粗的长木棍，分站在两旁，前头那根竖立的又粗又圆的大木柱的一头因为常年打麻果或打年糕而变得圆圆滑滑的，它一放进内凹的半球体里，里面的糊状的晚米便往四周漾开来。

    站在最前头的一个人握住横杆用力往上提，其余的人顺势往上用力，那圆而粗的木柱被挥上了头顶，接着，他们瞄准内凹的半球体将圆木柱砸进晚米糊，就听咚的一声，糊状的晚米漾得更开了。

    一次，一次，接着一次。

    有一些晚米糊黏在圆木柱上了，蹲在一旁的人赶忙在脸盆里打湿双手，用湿漉漉的双手抹下粘在圆木柱上的晚米糊，圆木柱又高高的被举上了头顶。

    最后，当所有的晚米彻底成糊状粘成一团，大人们才收起了工具。

    一个大人用双手将整团的晚米团一气呵成抱到摆着旁侧的屠凳上，郝爷爷端来一碗油放在一旁，几个大人便围着坐在一起。

    我看见一个打头的不停地揉晚米团，揉滑了，揉顺了，渐渐的扯出一个头来，不断地拉长，拉长，接着捏成一小团一小团的，丢在屠凳上，其余的人拿过一个小团在屠凳上用力按，揉，做成一个圆圆扁扁的球，摆到搁在长凳上的篾片编织的圆形的团箕里晾。

    晚米果就成了。

    这个时候，静谧的乡村已经沉睡了，大人们说话打趣声格外响亮。大门虽然关了，可是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好冷。母亲们催我们睡觉催了好几次了，可我们不同意。郝爷爷在火盆里燃起了火，我们围在火盆周围坐，暖烘烘的。

    父亲用晚米团捏了一只“小鸡”递给我们，我们把“小鸡”放进火里烤，香气扑鼻，待“小鸡”有点变黄，我们用一根小竹枝将它抠出来，我用手去抓它，好烫，连忙丢了，“小鸡”躺在火盆边的地面上无声的哭泣。

    没过一会儿，我重新拾起“小鸡”，不烫手了，我掰下一条“腿”送给郝珺琪，郝珺琪吃得好有味。我一口将“鸡头”包进嘴里，真香啊。我们三下五除二将整只“鸡”干掉了。

    接下来，我们一人要了一个晚米团，放在手上把玩了好久。我想捏成一只小老鼠，尾巴、耳朵都成了，可是那更细的长胡须无法捏出来，只好作罢。

    郝珺琪捏了一对小人儿，依稀可辨是一男一女吧，面对面，互相注视着。

    “好漂亮。”我说。

    “琪琪的手好巧。”坐在一旁的母亲说。

    “谢谢阿姨。”郝珺琪有点羞涩。

    “那个女孩就是琪琪吧。”母亲说。

    “那那个男孩就是我。”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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